塔斯娅·朗根巴赫 Tasja Langenbach (德国波恩录像艺术双年展艺术总监)

　　绍拉布·达塔 Saurabh Datta (“身体缺席的旅行”参展艺术家)

　　在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展出的“身体缺席的旅行-中德当代艺术交流展”提出了一个问题：技术时代背景之下，我们如何理解自己的“存在”。论坛“今天，我们将往何处去？”正是借助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邀请到了德国波恩影像双年展艺术总监塔斯娅·朗根巴赫（Tasja Langenbach）、“身体缺席的旅行”参展艺术家绍拉布·达塔（Saurabh Datta）与复旦大学艺术哲学系博士候选人乔泓凯共同进入到艺术情境之中探讨当技术全面渗透到意识与身体后，人类应该如何面对？以及在过去和未来的阈值内，人们对于技术的理解和展望，并探讨了技术这一媒介在艺术家创作中的使用。

　　论坛主持人林叶首先分享了自己对于展览的感受和理解，其谈到在流动的“今天”，我们或将面对的一个隐含危机，在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我们身体将去往何处？随后邀请塔斯娅·朗根巴赫（Tasja Langenbach）和乔泓凯分享自身的感受。

　　塔斯娅·朗根巴赫（Tasja Langenbach）首先在回应中指出有关技术与身体关系这个概念的复杂性，同时她提到了本次展览在布置方式上实际就邀请了观众进行身体性的具身参与。技术上的使用其实是一个无国界的事情，这仅是艺术家对于工具的一种使用，以及一种表达方式上的选择，这本身就指向一种身体性的接触方式。

　　德国波恩录像艺术双年展艺术总监塔斯娅·朗根巴赫（Tasja Langenbach） 线上参与会议

　　乔泓凯则提到本次展览中呈现出来的关于生命存在状态的追思，“将往何处去”是一种海德格尔式的对存在问题的发问，在疫情时代，人类尤其能感受到技术的全面规训。而在这种环境中，“旅行”（Reise）的必要性就显现了。旅行就是一种主体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其是具有情感性的。但技术使得旅行“在路上”的意义被削弱并简化为了一种点对点的空间移动。在分析了各个艺术家作品后，乔老师说到越是在一个技术密集的时代，我们越是需要旅行，技术是将生活的褶子折叠起来，而旅行则是将褶子展开，越是在一个罗萨所说的加速社会，我们越是倾向于浪费时间，这便是旅行的意义。

　　乔泓凯指出，本次展览使我们直面技术和影像的问题，对影像本身的理解同时也意味着对当代主体存在状态的某种把握方式，图像是一种关乎人类本身的概念，在生活中我们总是被各种图像和影像包围，正如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所说：“文字使我们理解，但是影像直接萦绕我们。”影像实际就充当着一种肉身性的媒介并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身体。

　　主持人林叶随后询问参展艺术家绍拉布·达塔（Saurabh Datta）对于受到邀请参加此次展览时的感受。

　　绍拉布·达塔（Saurabh Datta）谈到技术的发展使得“旅行”的体验出现了新的可能性，从实际的空间移动转变为了以一种抽象的方式就实现了以往只能在梦境中才能实现的非肉身化的移动和聚集。而作为艺术家对于新技术的使用实际还是在从媒介的角度去考虑如何将个人体验还原，并强调了空间的重要性以及艺术家的社会责任。

　　《身体缺席的旅行》参展艺术家绍拉布·达塔（Saurabh Datta）线上参与会议

　　乔泓凯针对“空间”的概念进行了补充，提到波尔洛夫的《人与空间》和斯洛特戴克的球域学，我们不再沉浸在一种在场的“空间性”中，而是在使用虚拟现实的方式去捕获空间、占有空间。影像和照片所承载的是一种过去的时间结构，它处在真实和虚拟之间，因此它是一种缺席的在场，是一种过去的在场在当下的一种重新的当下化。

　　如今日常的生活节奏似乎在被数字统摄，通过分析《24-7》这件作品，乔老师再次强调了对空间的占有问题，从现实到虚拟空间的运动，揭示了一种后媒介的状态。而我们的认知乃至于我们主体性的改变，都是源自媒介性的改变，我们今天已经步入了一个后媒介的时代。

　　主持人林叶以作品《公寓独白》所展示出的看似温情的世界为例，提问我们如何想象以后没有人类存在的未来？以及德国艺术家在这个话题上的探索。

　　塔斯娅·朗根巴赫（Tasja Langenbach）提到这件作品中是在借助媒介的方式来展示一种非实体的、人的记忆。即便是没有“人”的存在，但由于作为媒介的技术是由人来使用的，所以人的印迹仍然无法被抹去。在与技术的融合之中，人们似乎会出现迷失的感受，这也要求着我们需要在一个探索的过程中去发现不同的技术媒介所带来的可能性。德国艺术家对技术问题的讨论和关注则更多地指涉到数据信息的安全性。

　　乔泓凯认为这件作品暗示了一个后人类的世界结构，在后人类时代中我们依靠媒介去拓展并重组我们的认知乃至于身体感受。事实上不论是巴什拉还是海德格尔，都是把居住视作人在世界上存在的一种本源性的行为，因此在原始状态中，我们都需要一种空间的组织来确证自己的一种安全感，来确认自己和外界的一种对象化的联系。而这种空间的存在象征着一种主体结构，但在这件作品中，这种“空间的诗学”完全被解构掉了。物品的陌生化存在所带来的潜在危险感充斥在这件作品中，我们甚至在最熟悉的环境当中也感受到不安，我们今天所有的主体所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是否还存在着这样一个巴什拉所谓的这样一个幸福空间供我们居住。

　　主持人林叶继续通过艺术家林博彦的作品以亚马逊引入的“人工的人工智能”这个概念向乔泓凯提问技术对于人的异化以及如何通过艺术来反思技术。

　　乔泓凯首先从词源的角度分析了“艺术”在古希腊时的概念，随后分别从海德格尔、斯蒂格勒、许煜三位理论家进行阐释。首先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将技术理解为一种框架性的结构，通过“集置”、“摆置”和“解蔽”的概念，海德格尔把技术和认知及真理联系起来。现代技术和古代技术最大的区别在于，现代技术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其与环境呈现着对抗性，要求环境成为对象化的存在来回应我们的问题和需要。斯蒂格勒则引用了古希腊神话中的爱比米修斯的典故，人在发现技术之前是“未完成”的，直到普罗米修斯为弥补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偷来了火种，技术在这里意味着一种盗取，一种对此在原初缺陷的弥补。而许煜则提出了一种“宇宙技术”的概念，即要求重新回归技术的原初含义，技术应该重新成为一种连接主体和客体之间和谐自然联系的媒介，许煜试图提出如何去避免现代技术所导致的这种对象化的灾难。这也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困境，但AI技术的出现在生产对象的同时也在生产主体，已经在破坏我们传统的认知模式。

　　塔斯娅·朗根巴赫（Tasja Langenbach）继续强调了人的能动性，技术是人类的产物并具有工具性。它是我们意识头脑的一个延长，即便当下我们面对技术时似乎出现一种失控感，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作为人类自身拥有的控制力，并以此去完成推演，人类拥有能动性去完成一切，如何去利用我们的想象力和掌控力成为至关重要的事物。技术应该重新回到人类的尺度并可以用艺术的手法去还原和展现。

　　主持人林叶谈到艺术家绍拉布·达塔（Saurabh Datta）本次的参展作品，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象征雕塑生命的装置，像一台无意识但有判断力的机器。并向艺术家询问创作动机。

　　绍拉布·达塔（Saurabh Datta）谈到想象力其实基于我们对现实的理解，而我们的想象力受制于理解力。技术所带来的思考其实是来源于人的需求。所以技术是具有情感性的，它源自于人的意识，但也让人产生思考，技术到底是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还是更加趋向于分离呢？而技术其实和其他媒介一样其实是一种掌握和学习的过程，问题会伴随着新的技术出现而出现，我们需要自行判断我们目前在使用和消费的技术到底指涉着什么。

　　乔泓凯对于Datta所提到的技术与情感连接的话题进行补充，首先技术是一种媒介，从本质意义上而言，就是我们和世界的一种联系。并提到了“媒介考古学”的概念，我们在思考过去的同时也在思考当下。当下是失落的过去还是正是想象中的未来？我们其实是一种一回访者和怀旧者的心态在面对存在于当下的过去遗迹。技术在这里充当着还原的媒介，成为我们主体的一部分和想象世界的一部分，以及对时间和空间理解的一部分。而这也指向了一种情感转向，对于技术的怀旧转向了我们对于彼时存在状态的怀旧。

　　主持人林叶继续谈到艺术家绍拉布·达塔（Saurabh Datta）作品的创作动机，其表现了机器对于人的模仿以及对于人的改造，这与当下许多技术的发明有着趋同性。

　　绍拉布·达塔（Saurabh Datta）谈到在当下的加速社会中，导致着人们对于新事物有了更多的渴望。我们的行为模式在伴随着新技术的融入而变化，这也决定着我们对新事物的判断。而这种认知就具有普遍性。

　　塔斯娅·朗根巴赫（Tasja Langenbach）也分享了对于这件作品的感受，并强调“游戏”的重要性。我们需要一种具身性的实际体验，并实际去操作才能更接近于真理所在，而这样也能使得技术表面和其背后蕴含的机理所呈现出来的差异更加清晰地展现。我们可以自己创造新的方式，从而带来新的认知和体验。去思考和探索、去游戏，而不是使用，感受在游戏过程中所带来的潜在性。

　　乔泓凯则谈到了Chat GPT的运行模式所呈现的相似性，作为无意识的有判断力的机器，它并不是一个思考的系统，而只是一个语言系统。这件作品在符号化之后也等同于一套语言系统。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世界的本质是语言的。就像刚才Tasja所提到的游戏的态度，也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游戏”。

　　主持人林叶最后谈到高郁韬的作品《对白系列·春江花月夜》，并向三位嘉宾提问我们该如何与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进行共存。

　　乔泓凯首先通过这件作品中的对话模式谈到我们在今天匮乏着一种正常的谈话模式，我们的一切谈话都变成了一种语言的游戏。乔老师引用了德国的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在这方面的讨论，人工智能在今天其实已经成为一个生命政治的问题。我们的今天的一切都在用算法进行思考，甚至这些算法渗透到了我们生命本身。并表现出了一定的悲观性，当意识形态与人工智能结合后，或许将会使得每一个主体都不可避免地成为阿甘本意义上的“赤裸生命”。

　　绍拉布·达塔（Saurabh Datta）强调了人的主动性和掌控权，认为AI自始至终都是人类的技术，人类的产物，我们在面对技术时所遇到的问题以及对于其的失控感其实都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关，其保持一个正向的态度并希冀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去实际运用。

　　主持人林叶谈到面对AI的恐惧似乎来源于权力机制，作为使用者大多数人似乎没有能力去生产AI，AI虽然是由人类所创造，但这个人类的范围里似乎并不包括“我”的存在，而“我”仅能成为AI的使用者，即被动的接受者，而这种被动似乎就是对于失控的恐惧的来源。并邀请艺术家绍拉布·达塔（Saurabh Datta）来分享对于AI与思想和情感的关系。

　　绍拉布·达塔（Saurabh Datta）也谈到了人的掌控权，AI在让我们产生恐惧的同时也激发了我们的想象。技术始终承担着中介的角色。在对技术的怀旧上，我们首先应该去了解，在人与技术的关系中我们最重视的到底是什么，技术在模仿人的行为模式，而模式的变化实际上决定了技术的变化。我们应该保持思考技术如何为我们赋能。

　　1.在AI技术系统化和社会化之后，丧失了主动性的人类是否会成为像动物园里圈养的动物？以及人的自由意志是属于动物性还是人性？

　　乔泓凯：这其实就是一个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问题，生命政治强调的是人的生命形态，以往的政治体系将死刑公开以强调对于生命的掌控，而如今对生命的管控权变成了数字化的监控，将鲜活的生命转为了政治体制中的一个数据化的存在。

　　塔斯娅·朗根巴赫（Tasja Langenbach）：人可做选择是否待在动物园内的，人具有思考的能力和主观能动性，可以思考以及行动正是与动物的区别以及作为人类的优势。我们应该有意识地来取舍、思考、判断在不同技术使用上的差异，如果过于信任技术而使得自己陷入危机，则需要来反思自己的动机，在人和技术的关系中，我们应该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类的可能性和能力，并有目的地去好好使用这些技术，我们并不是处在一个无助的状态，我相信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去主动地控制和使用它。

　　绍拉布·达塔（Saurabh Datta）：这是一个个体选择，而这个选择基于我们在技术前的暴露程度和对技术的认知程度。我们无法以一个二元论来确定是与不是的关系。作为人类应该不断地探索和了解，因为总有我们不认识的东西，即便我们现在会有一种被信息淹没的感觉，我们更加需要去创造、生产，去获得更多激励以便有更多开放的对比和思考。

　　如何看待影像艺术，从录像发展成为一种泛技术形式，成为跨媒体艺术的一部分。

　　乔泓凯：我认为需要从一种视觉知识型的层面上来把握影像的技术形式。在20世纪初，摄影、电影技术宣布了“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的知识型的出现，后者是对表象内爆的认识论危机、实证主义危机的一种回应，因此，影像一开始就是一种技术的产物，一种技术形式，亦即一种媒介形式。甚至可以说，从巴塔耶到维尔托夫（Dziga Vertov），从莫霍利-纳吉（László Moholy-Nagy）到本雅明、瓦尔堡，他们的实践均处在这种“机械复制”知识型的传统内。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会认为推动影像艺术成为一种泛技术形式的驱力，已然蕴含在影像与技术的这种本体论结合的内部。例如1929年莫霍利-纳吉和利西茨基在斯图加特举行的展览“电影与照片”（Film and Foto），即构成了一种对摄影技术的实验性展示，还有瓦尔堡的《记忆女神图集》，当瓦尔堡将文艺复兴的油画、邮票、肝脏模型、新闻照片和剪报这些星丛般的内容并置在一起时，他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位今天所谓的“跨媒体艺术家”。这也使我想到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里中的一句话，“摄影本质上就是在收集世界的碎片”。这与本雅明以及瓦尔堡的态度一致，就是用一种必然最终会失败的方式去整理世界收集世界，因为世界本身已经破碎化了。在今天这样一个ChatGPT时代和后人类的时代，我们的一切都是被媒介化、被技术化的，因此今天我们所能做的似乎仍然是“收集世界的碎片”，这或许也是在公元2024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我们依然热衷于去讨论“图集”（Atlas）原因。

　　嘉宾合影（从左至右）：塔斯娅·朗根巴赫 Tasja Langenbach (线上)、绍拉布·达塔 Saurabh Datta (线上)、曾玉兰、林叶、乔泓凯、顾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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